德国波恩大学终身教授辜学武,专访德国外交学者辜学武:欧洲不站美国一边,就是中国的成功

浏览:546   发布时间: 2022年08月06日

专访辜学武(下):执掌德国16年,默克尔留下哪些遗产和难题?

记者 | 王磬 发自柏林

编辑 | 崔宇

9月26日,德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联邦议会选举。这次大选受到高度关注,被视为德国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但也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一次选举。

一方面,执掌了德国16年的总理默克尔不再寻求连任,但谁来接班目前仍然扑朔迷离。在以“可预期”著称的德国政坛来看,这并非常见的现象。三个有望逐鹿总理府的候选人分别是来自中右翼“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中左翼社民党(SPD)的肖尔茨(Olaf Scholz)、绿党的巴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今年以来,德国国内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无论是新冠疫情、夏季洪灾还是阿富汗局势,都给选情蒙上了诸多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其大选结果不只关乎德国,也关乎欧洲以及世界的走向。被称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卫者”的默克尔,在过去16年中以相对稳定的姿态执掌着德国,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她是一个罕见的稳定器。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再到气候危机、新冠危机,她带领德国走过了诸多坎坷,也见证了世界迈过重重关卡。默克尔给德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身负哪些载入史书的争议?又留下了哪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界面新闻近日专访了德国华裔学者辜学武。辜学武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任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是唯一一位在德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德国最高级别教授(C4/W3)的华裔学者。

本次专访分上下两篇发布。(上)篇主要涉及本次选举的选情,包括组阁的可能性,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的变化,基民盟和联盟党的衰落,绿党的异军突起,选择党与民粹浪潮的阶段性起伏等等。(下)篇主要谈论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包括她冲破各个危机时身负的争议,她与美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微妙关系,她对于中德关系的贡献以及选举结果可能对中德关系造成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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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专访(下)篇,发表时经过编辑整理。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和“错误”

界面新闻:默克尔执掌德国16年,带领德国走过许多危机。从您个人角度来看,如果要列出三项默克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您觉得会是什么?

辜学武:第一个,默克尔留下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德国社会。这既留给了德国,也留给了欧洲。第二个,她给欧洲留下了一个政治稳定器,稳定器会有很多惯性。我估计欧洲之后出现的危机会有很多,比如明年4月份的法国大选也不知道谁上台,还有欧洲的很多事情都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德国稳定器放在这儿了,不管是谁上台,惯性会持续一段时间。第三个,从外交上来讲,她也留下一笔遗产——德国成为了一个缓冲器,在大国之间博弈当中,德国起到一种让矛盾冲突减缓的作用。

例如,德国在中美之间,相对来说比较“圆滑”,大家都觉得默克尔做事方法我可以接受。在美国那里,德国会说,我虽然不会配合你遏制中国,但我们是盟友,你需要的话我就去斡旋一下。德国愿意担当缓冲器的心态,对遏制未来国际局势的恶化、冲突的升级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欧洲,因为大家意识到,欧洲没有办法承担起中美彻底交恶的状况,所以会朝着默克尔奠定的这个方向走。作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器,你可以批评她是圆滑、不坚持原则。但是她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可以说是为了世界和平,她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她最大的政治遗产,我觉得还是公平,寻求社会的公平,为了世界的和平,以至于自己出来冒这些风险。

界面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了默克尔的一些正面影响。但在她处理过的这些危机之中,也有很富争议的地方。比如说,2008年以后引发的欧债危机。当时南欧诸国身陷财务困境,默克尔的表态就非常强硬,德国是一个强调财政纪律的国家,救助的前提是一定要在这些国家进行高强度的财务紧缩。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我曾去过希腊采访,那里对默克尔就非常不满,因为过度的财政紧缩曾经让人们生活非常困苦。您会如何评价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

辜学武:追求财政纪律是德国一贯的政策。通俗来讲,年成好的时候要勒紧裤腰带,以为年成差的时候做准备,要提前防范风险。直到去年新冠危机时德国才部分抛弃了这个原则——而这个转向可能也与默克尔对南欧国家的“补偿心理”有关。

欧债危机时,德国的逻辑就是,如果你不勒紧裤腰带、进行结构改革,把钱给你了你也没法成长。所以当时对南欧国家是比较心狠的:如果你不做出激进的改变,我就不会给你贷款。不过,默克尔当时在德国也还属于中间派,更残酷的声音甚至提出要把希腊踢出欧元区。

从经济理论角度讲这是对的,因为国家负债太多,而你负债的货币又不是你能主导的货币,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压力,你就会特别困难。比如日本负债就比希腊要高得多,但它负债的主要是日元,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货币。而希腊负债的是欧元,是大家共同的货币,就没法掌控其是否贬值。所以德国有些人就说,把希腊踢出去算了,对它自己也有好处,回归到自己的货币体系之中,可以通过贬值提高竞争力,再发展回来。

但默克尔坚决反对这一步,她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承受不住。所以最后采取了折中的方案,也就是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但希腊需要激进地改革。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它们当时没有那么“心狠手辣”,可能希腊的财政到今天也还缓不过来。希腊后来就出售了很多不良资产,甩掉了国家的包袱,虽然代价也是沉重的。

不过,在去年新冠危机的时候,当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又遭遇了重创时,默克尔是决定要帮一把的。她说服了德国的反对势力、又联手马克龙,同意以欧委会的名义向全球举债。筹到的钱大批分配给南欧地区,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所以后来意大利对她也很感谢,说我们发现默克尔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在我看来,默克尔此举也是为了“纠正”她在欧债危机时犯下的“错误”。她可能也意识到那时下手太狠,在离开政坛之前能帮就帮一把。从动机来讲,我觉得是有一种补偿心理在的。

界面新闻:默克尔另一个饱受争议的地方是对2015年难民危机的处理。她是最先对难民打开大门的政治家,有人因此称她为“欧洲的罪人”,这让她失去了一部分右翼支持者,也是她的选民基本盘。那时正值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也有人因此称她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门人”。在打开大门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其实又部分地关上了大门——包括跟土耳其达成了阻止中东难民进入欧洲的协议,这也让她失去了一部分的左翼支持者。您如何看待默克尔在难民危机上面临的这些争议,以及它对今天的德国及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

辜学武:现在来看,难民危机时她主要有两个大的政策。一个是在危机刚开始时,把门打开,但是发现放进来太多社会承受不了,得想办法把叙利亚难民挡在欧盟外面。至于说挡在哪里?只能靠土耳其的支持,于是就有了跟土耳其的协议。这是第二个。

从外交政策角度讲,这当然是个非常冒险的动作。因为你实际上是重金收买土耳其,把难民留在他们的国内,不要进入欧洲的领区。一方面,这在道德上有些问题,是不是跟她推崇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有冲突?另一方面,这造成了欧盟对土耳其的依赖性,是外交上的一个败笔。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欧盟内部没有取得一个关于难民分配的共识,到今天还是没有。难民进来之后,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收。土耳其后来也不满意,因为欧盟答应土耳其的东西很多没有落实,还以土耳其的人权标准不够来推诿,造成了很多外交上的摩擦。

在我看来,难民问题上欧洲的最大错误是,没有从一开始就注意自己周边的安全问题。像中东地区、北非地区,没有主动地一开始从战略上进行设计。默克尔缺乏一种有远见的战略思维。你明知道欧洲最大的薄弱环节就是周边地区,周边一乱难民很快就涌进来,从利比亚路过地中海,一个小皮筏子就可以过来,几个小时就可以到意大利海岸,所以你的最大利益应该是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那些地区的安全,让它不要发生动荡,不要出现危机,但是欧盟一直做得不好,这跟默克尔当然也有关系。比如,没什么大事不要跟着美国到处掺和,而是应该把精力投放到周边地区的防御上。

但默克尔到现在也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其他的欧洲国家似乎也没有兴趣,可能除了马克龙稍微有一点点警觉之外。

微妙的德法关系和德美关系

界面新闻:提到马克龙,我想接着问一个跟法德关系有关的问题。2017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默克尔也在经历了组阁风波之后成功连任。我记得当时欧洲弥漫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就是欧洲打败了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英国脱欧没有带来连锁反应,欧洲一体化是有未来的。那时对于“法德轴心”有一种新的期待,看好默克尔和马克龙两人能够把欧洲这台机器再转起来。但后来我们也看到,“法德轴心”并没有如愿同频共振,默克尔虽然与马克龙十分亲密,但并没有接受马克龙提出的一些更有雄心的欧洲倡议,比如共同的财政联盟、更积极战略自主等。默克尔对法德关系的处理是很微妙的,你如何看待她与马克龙的关系以及她任期内的法德关系?

辜学武:法德关系一直很特殊。从德国的角度来说,德国如果要在欧盟内部推行任何一个主张,必须事先要跟巴黎协商。没有巴黎的支持他一般不做。但是法国要推动什么东西,尤其是比较大胆的动作,德国往往会显得比较保守。

比如所谓的“战略自主”,德国就一直都不怎么上心。因为德国的安全是靠美国保护的,而战略自主就基本上是摆脱同美国的依附关系,不要北约的军事存在。但法国不一样,本身是核武大国,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德国认为战略自主会造成欧洲的分裂,因为要削弱同美国的合作,首先就要取得东欧国家的支持。而很多东欧国家把美国看得比德国或法国都重要。历史上,德国跟俄罗斯联手瓜分过东欧好多次,东欧对德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俄罗斯在东边虎视眈眈,波罗的海国家与东欧国家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可以保护它们。所以像马克龙那样在欧盟内部提战略自主是很难的,除非你事先同俄罗斯达成了某种战略上的谅解,把它纳入到欧洲安全体制的设计中,你才能放心大胆地去谈欧洲战略自主。

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德国是不会全力支持法国的。但默克尔也知道马克龙的心思,也在很多小步伐上面来配合法国慢慢向前移动,比如共同采购武装力量,进一步整合欧洲内部的防务系统,军事工业的一些合作,还有明年要搞的欧洲防务共同体峰会。

但德国不愿意走得更远了。传统上法国是喜欢闹革命的,法国的“大国意识”比德国要重。德国只是一个战败国,它不愿意做得太多。

界面新闻:我也想聊一下德美关系。默克尔在任的16年间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每一任的风格都不大一样,最有戏剧性的应该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那之后美国跟德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记得奥巴马下台后,希拉里就将默克尔称为“自由世界的最后守卫者”。你如何看待默克尔任内的德美关系?

辜学武:其实默克尔在2005年上台之时就正是德美关系的一个低谷。原因是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总理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拒绝出兵援助美国。所以德国从那时开始就失去了美国的信任。美国曾经认为德国是最忠实的伙伴,所以感到很受伤。默克尔在两年后上台,开始慢慢修复被施罗德伤害的美德关系。所以默克尔跟特朗普的几个前任关系都不错。

默克尔代表的还是“大西洋派”。德国有传统的这种亲美派,默克尔算是亲美派里面的。她知道德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默克尔对美国也产生过一些信任危机,比如奥巴马后期因为“监听门”带来的嫌隙。不过后来经过解释基本化解了。到了特朗普时期,你能发现默克尔对这个人有一种厌恶感,从说话的眼神、动作都能感受出来。刚开始默克尔可能还是想发挥实用主义的作风,尝试跟特朗普共事,后来发现不可能。她试图说服特朗普来理解欧洲的焦虑,但是她失败了。于是到了最后,默克尔可能也放弃了,不打电话了、也不怎么理他了。

2020年G7要在美国开会的时候,默克尔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去。就希望赶紧把他选下去,这样德美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拜登回来默克尔是很高兴的。默克尔总体上还是个亲美派,但她做得相对要温和一些,同时没有因为亲美而损害同其他美国不认同的国家的关系。

德国务实的对华态度有望延续

界面新闻:默克尔是很早就开始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西方政治家。你如何看待默克尔对发展中德关系与中西关系做出的努力?

辜学武:默克尔刚上台的时候,中德关系经历了一次大波动。这给了她一个深刻的教训,也就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要跟中方及时沟通。默克尔后来就反思,跟中国打交道可能需要另一种形式,尽量不是西方说教式的方式。

其实默克尔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少,但是她往往在会谈的时候公开地说,而且是以自己担忧的心情说出来。她往往说的是,“德国历史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很担忧”;而不是说,“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西方的标准怎么怎么样”。

她这种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跟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都很不一样。那些国家都在说我们要坚持我们不可放弃的价值,结果就很难办成事。但默克尔从来不说这种话。她只是说我们对这些状况感到非常忧虑,我们相信它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希望有些改善,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合作。

经历了刚上台时的外交波折后,默克尔就再也没有在中方核心利益上公开提出过诉求了。双方还是有一些政治默契在的,包括中欧投资协定,她和中方领导人打了很多次电话。

界面新闻:默克尔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对华态度呢?

辜学武:她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务实态度,可能与她科学家的背景有关系。也就是说,注重一种经验主义。这种搞科学的人一般不会认为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说我永远是在寻求真理。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它在目前阶段是一个真理,但是它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所以它是开放的。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过一句话,我有什么权利来指责另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呢?我没有任何能力认为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要治理这么一个大国的时候,我既不懂这个国家,也不懂他的文化,也不懂他的历史,我怎么知道我给他们提出的方案更适合这个国家呢?我觉得默克尔也属于这一类人。

界面新闻:现在各方也很关心默克尔卸任之后,她的对华政策要如何延续。前段时间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是,默克尔新晋委任的驻华大使贺岩意外去世,这对中德未来的关系也增添了很多新的不确定性,打乱了默克尔此前的布局。你认为这次德国大选的结果将会如何影响中德未来关系?

辜学武:三个候选人中,社民党肖尔茨目前看来最有可能当选。如果是他上台执政,我相信他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默克尔的对华路线。

首先,他作为默克尔的副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的很多重大政治决策他都是参与的,而且承担同样的责任,包括与中国的许多合作。他此前担任汉堡市长,而汉堡跟中方的合作力度是很大的。其次,肖尔茨属于德国政党派系里的施罗德体系。施罗德这个体系是非常务实的,他从这个流派里面出来,我估计他会延续默克尔的务实决策,不会过度地去参与一些遏制或打压的行动。再次,到目前为止,肖尔茨的选战语言中并未出现过激的话语。他在提到中美关系时也是一碗水端平的感觉。这一点同绿党候选人巴尔博克以及基民盟候选人拉舍特不一样,尽管后者也明白跟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不管是谁当选,中德肯定都会有一个磨合期。磨合期最短的可能就是肖尔茨。

有一个风向标可以作为参考。默克尔对中德关系的重大遗产之一,是创建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目前的世界大国中,中国只跟德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德国也只跟四五个国家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双方政府的关键成员,每隔两年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

今年的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是在线上举行的,下一次是2023年。如果新德国总理上台之后保留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可以预见他也会对华采取稳健积极的策略。但如果他没有兴趣再把这个机制保留下去,中德关系将会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亲和力让默克尔赢得全世界的喜爱

界面新闻:我们刚才谈到,默克尔在政坛沉浮多年,善用妥协和博弈,让各方达成共识再稳步缓慢地前进。但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会认为,这种领导风格已经不是德国当下最需要的。我前段采访过一些德国年轻人,他们讲自己从一记事开始,总理就只有默克尔。但后来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因为觉得她在气候行动上的力度是不够的,是不足以抵抗急剧恶化的环境状况的。他们也不是对她不满意,而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德国现在需要一个不一样的领导。你如何评价默克尔在环保方面的功过?

辜学武:其实默克尔在环保问题上做的是不错的。她从政的第一个大角色就是在科尔政府里当环保部长。她对环保是有情结的,也有政绩。现在的年轻人有更高的要求,对她不满意可能是因为速度太慢了。

德国现在的环保指数在欧盟属于平均水平,它确实存在转型比较慢的问题。它跟中国的问题其实类似,就是能源结构过多地依赖煤炭。中国是60%左右,德国是33%左右。它没法一下子从煤炭里面解放出来,转成像挪威那样,再生能源几乎覆盖了整个能源供应。但德国离不开化石能源,尤其在北威州这个地区,能源结构如果要从煤炭转向新能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觉得默克尔做得不好的原因。

默克尔在环境问题上犯的一个错误可能是让德国过早地去掉了核能。如果可以像法国那样,核电占据80%左右,就算比较成功。但现在你既不能要核能,又不能要煤炭,这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要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呢?所以她现在去掉了核能,还是得被迫用化石能源,包括通过北溪二号线跟俄罗斯进行油气上的合作。而如果当初没有抛弃核能,可能德国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就算绿党上台,这个问题也没那么好解决的。

界面新闻: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些全世界范围内的民调,所有在位的西方领导人中,默克尔在各个主要西方国家里几乎都是声望最高的,不光是在德国。在你看来,默克尔为什么会受到世人的爱戴?她身上是否承载了一些所谓的时代精神、或者说时代想象?

辜学武:默克尔之所以能够获得全世界的喜爱,可能是因为她有一种亲和力。就是说她很敏感,包括她的伙伴、她的选民、甚至是她的敌手,她都能去想对方的难处是什么,再提出自己的建议,知己度人是她很特别的一种优势。我觉得这是她能赢得大多数政治家信任感的原因,不光是在西方、也在东方。

另外,她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对话,而且很能放下身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她去波兰地告别之旅,波兰总统为了抗议德国在欧盟对波兰的一些惩罚措施,找了借口拒绝接见默克尔,只派了总理过来。但默克尔还是去见了。很多德国人觉得这是某种形式的羞辱,默克尔不这么认为,她也不觉得是掉价。她就觉得我有必要在下台之前去走这一遭,因为波兰跟德国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还挺真诚、挺可爱的。

专访德国外交学者辜学武:欧洲不站美国一边,就是中国的成功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随着经济的崛起,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欧洲国家也更加关注亚太事务。比如中欧之间,虽然双方有一些摩擦,但经贸往来却紧密。据媒体报道,2021年前11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817列,运送133.2万货柜,同比分别增长23%、30%。

2022年,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是G7轮值主席国。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兼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告诉新京智库,这将是今年中国改善中欧关系的很好机遇。“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整个(欧盟、G7成员国)发达国家的项目,议题设置和推进速度将由这两个欧洲国家主导。而德法两国相对来说是追求欧洲战略自主的国家,尤其是法国。”

不过,欧洲仍然面临乌克兰危机尚待解决,可能也有涉及中国的相关法规出台。中欧关系到底将走向何方?德法主导的发达国家新局面将带来哪些新机遇?中国需要抓住什么?新京智库就此采访了辜学武。

欧洲人的价值体系尚未被动摇

新京智库:在进入2022年之际,欧洲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反弹,并出现了创纪录现象。你认为这是否给欧洲国家的政府、社会治理带来影响或启示?

辜学武:背景是这样的,2020初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应对战略是“清零”战略。这个战略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落实得较好。而欧洲的普遍认识是,只要公共卫生系统不瘫痪就算抗疫成功。欧洲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三个安全”不应当受到损害,即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安全。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三个安全”产生了一定冲击,虽然财产安全没有受到冲击,但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安全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一些国家或城市采取封城措施,甚至实施宵禁。

不过,新冠疫情并没有导致欧洲国家的社会动荡。欧洲国家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容忍度要高一些,欧洲人的心态普遍是比较坦然,只要看到医疗系统,尤其是重症床位多数还是空的就放心。欧洲人普遍的心态是,这是一场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用人力的方法实现清零做不到的话,能做的就是减少损失。这个心态在主导着欧洲抗疫政策制定和民众的接受程度。

因此,欧洲国家还没有出现社会分裂,但也有很少一批人,大概一个百分点的人是坚定反对政府的。只要政府出台的抗疫措施都坚决反对,而且声音特别大,还有15%左右的人属于“观望怀疑”派, 但不像美国,新冠疫情政治化,社会被撕裂了。

新京智库:随着疫情影响的深入,有观点认为对公共卫生所形成的价值观将有可能超越民主。你对此如何看?欧洲有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资料图。图/pixabay

辜学武:欧洲确实出现了一些疫情对价值观影响的讨论。也就是在保护公共卫生秩序时,是要更多地保护集体利益,还是个人自由。按照传统的自由主义来讲,个人自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被牺牲掉的。这次疫情出现之后,对个人行动自由是否该继续以大面积牺牲社会群体利益为代价实施保护产生了一些怀疑,但还没有到要把保护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凌驾于保护个人利益价值之上的地步。

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欧洲人将政府告上最高法院的案例。但是,最高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认同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但同时也给政策制定画了一条红线:政府因为新冠疫情限制公民行动自由,必须是有准确且特定的目标,同时有时间限制,比如说政策有效性是一个月、两个月,不能说是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新京智库:欧洲近年来发生各种极端天气事件也很多,气候问题甚至上升为气候安全问题,这是否也有形成一种新价值观的可能?

辜学武:气候安全的讨论还没有冲击到欧洲整个价值观念系统的程度。欧洲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自由高于一切, 神圣不可侵犯, 政府不得任意加以限制。现在看来,这些观念并没有因为气候变化而出现动摇并向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过渡。

不过,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现在确实有一些反思,比如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灾害时是否有政府不作为造成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没有说上升到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的层面。

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新冠疫情,都还没有动摇到欧洲国家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政治体制,只是在管理层次上开始进行反思和修补。如果说再出现几次大的冲击,可能反思的程度会更深一点。

4月份欧洲或将放开疫情管制

新京智库:气候灾害和新冠疫情有没有影响到欧洲国家的外交决策?比如把国内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有观点分析称,中美关系之所以搞得这么僵,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把国内的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辜学武:欧洲跟美国还是有些区别。判断新冠疫情或气候变化有没有造成欧洲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首先要明确欧洲外交政策的基本诉求什么,看看它发生改变了没有。欧洲外交政策的基石有两个:一是巩固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即欧美联盟;二是加速欧洲的统一。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加深了对中国的忧虑。因为新冠疫情,欧洲国家发现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最初阶段,欧洲国家发现很多物资要是没有中国供应,根本没办法补救或者维持下去。这种依赖关系让欧洲国家在行动上表现出了收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一定会遏制全球化,而是在一些核心领域进行微调,比如对华政策的微调。尽管如此,也还是没有到要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的行动上去的程度。相反,欧洲人觉得全球化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局面。这也得益于欧洲国家的再分配制度。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共同富裕的体制设计更完善——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贫富悬殊,一次分配不行,那就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不行,就三次分配。

新京智库:那欧盟国家在产业链上进行微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是否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合作关系可能因为疫情、气候灾害等因素影响而走向分崩离析?

辜学武:因为疫情的控制,现在已经基本是分裂的了,航班中断、人员流动难,但全球物流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有所延缓。从逻辑上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

首先,除了像古巴等个别国家因为美国的制裁,现在全球基本是市场经济,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太国家。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是资本主导,你都是企业经济,要是不盈利就会自动离场,如果盈利谁也不会轻易离开。资本是逐利的, 市场越大,逐利成本越低, 因此,只要各国不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计划经济模式, 继续坚守市场经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就不会分崩离析。

这是因为在大家都要盈利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中断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他们虽然有资金、技术,但需要市场。反过来,发展中国家有市场,但还是缺乏资金、技术,所以也必须与发达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新冠疫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迫使很多国家把国门临时关上了,但并没有说彻底中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恰恰相反,如果新冠疫情一旦过去,尤其是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憧憬,比如丹麦、德国和英国一些病毒学家作出比较乐观的判断,称2~3个月后中断两年多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会出现一种井喷式的回暖,他们认为奥密克戎是新冠病毒的终结者。这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基本上出现过,就是一到夏天各种活动就突然多了起来,冬季出现新冠疫情又消退了。

新京智库:也就是2022年可能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国际交流局面?

辜学武:是的,4月份春暖花开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压抑的国际交流会重新多起来,欧洲国家至少有这种自信心,但是全球能否出现就无法判断。

以德国为例,疫苗接种率是75%,加上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已经有了免疫能力,很多人觉得走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感染率比较高的国家,如果能控制死亡率,有可能率先走出疫情。尤其欧洲内部有可能出现互相放松管制的现象。

“欧洲不站美国那边中国就成功了”

新京智库:当前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关系处于低谷期,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有“选边站”,比如英国、立陶宛等。那欧洲大国中法国、德国有没有“选边站”的迹象,或可能?

辜学武:现在还只是英国,立陶宛,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还处于观望之中,因为他们还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紧紧地锁定在中国或者美国身上,而且是不可能仅仅锁定在中国身上。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德法两个国家是几乎不可能走上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这条路上的。尤其是法国追求战略自主的思想,在总统马克龙的领导下,非常强烈。

▲法国总统马克龙。图/IC photo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欧洲一些政治家和民众越来越担心:美国还要多久把他们自己的民主体制埋葬掉,还要多久会发生内战,社会撕裂到哪一个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其他欧洲国家是不可能完全选边站美国的。

与此同时,他们也害怕中国。这不仅是与中国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而且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确还有成见。这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这也让其他欧洲国家没办法一定要“站”中国一边。他们更希望在中美两国的地缘博弈夹缝中求生存。

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那么,欧洲国家一定是站在美国一边。欧洲国家中多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中美如果相互宣战,《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自动启动(集体防御条款), 欧洲国家不想站在美国一边也得站。但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在短期内发生军事冲突。

新京智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是要更多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处理好双方关系,比如更多地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上加强交流?

辜学武:对,我觉得现在中国闷头发展就好。美国政府在遏制中国成长,阻止中国的最终崛起。中国这时一定是要头脑冷静,不能跟着美国“随风起舞”,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在欧洲这样一个广袤又发达的地区,还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地区,用巧妙的战略战术处理好双边关系,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决策而让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功亏一篑。

其实,只要欧洲不站在美国那一边,中国就成功了,不一定要欧洲在每一个重大场合都紧紧地站在中国一边,这很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很多项目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经贸、人文、科技领域,并且持续下去,就一定会有新的转机出现。

当然,这也还取决于美国烂到什么时候。欧洲许多美国问题专家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担心,就是美国可能发生内战。如果美国内战一旦爆发,欧洲更需要保护自己,在全球寻找安全港口时,一定是比较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有这样一个定力,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天时地利实际上都是在中国这边。

有很多机会改善中欧关系

新京智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在经济产业链中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欧洲等发达国家相对有所下降。你认为这是否将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向好或者稳定?

辜学武:从欧洲国家的角度而言,中印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实际上是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因为欧洲的外交思想有两个特点,就是“两多”,即“多极”和“多边”。欧洲国家希望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不被某一个大国所主导,希望他们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被某一个大国主导,欧洲往往很被动。欧洲国家的DNA就是玩“多边”,这个他们玩得如鱼得水。

中国政府除了要“多极”、“多边”外,还要“多元”(即政治体制)。这个欧洲国家还跟不上趟。尽管如此,中欧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总体来讲,我不觉得新兴国家的崛起会伤害中欧之间关系的发展。当然,最后落地到一个个合作项目时,双方之间还是会出现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摩擦,这与欧洲主张的“两多”和中方的“三多”不完全契合有关。这个摩擦需要管控,管控得好,中欧关系就能发展好。如果管控得不好,中欧关系就会出现困难甚至倒退。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中欧双方细心互动的关系,中方不能等在哪儿看欧洲国家怎么做,而是可以主动出击来化解一些矛盾和摩擦。

新京智库:比如有哪些机会?

辜学武:比如现在中欧之间有很多出口管制,互相之间不信任,中德之间也存在。出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中德之间由原来互补性很强的双边关系,现在朝着竞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不仅德国与中国之间,欧洲很多传统工业国家与中国的互补性是在下降,竞争关系在上升。

有数据表明,德国的精密仪器、化学制品和汽车等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慢慢都被中国取代:除了欧盟以外,基本上把德国挤到了第二位。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还能跟中国保持以前那种平常心,保持互补性的合作关系吗?不能!现在德国人觉得中国跟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有了防范心态。

但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德关系在走下坡路。这时候就需要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引导竞争的良性发展。出口管制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双方可不可以商量着拟定一个新的负面清单,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进行良性竞争。

新京智库:就是说不管怎样,中欧双方还是要坐下来谈“双方的分歧到底怎么解决”?

辜学武:对,要谈,且谈的机会很多。德国、法国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不像美国政府那样防范、打压,更不是遏制性的,而是一种寻求合作的,共同寻找出路的心态。

欧洲国家的政治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起来可以接受,因为本来他们就不是(经济)老大,只不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也要能赢得更多利益。有时,欧洲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跟美国走得近一点,这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跟中国走得近一点,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办法阻挡。比如,在WTO临时仲裁机制设置上,欧盟与中国政府联手抵制美国的消极态度就很成功。其实,在很多项目上,中欧双方是有利益契合点的。

打掉裹在中欧合作上的“壳”

新京智库:2021年底,德国20年来首次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海,这个应该怎么看?

辜学武:德国派军舰的目的、动机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派军舰一事,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最后是选了一个折中方案:去可以,但是不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不越过台湾海峡、不经过有争议的南海海域,只在国际公海活动。军舰出发前总理府还饯行了,并要求必须向中国人表示友好,去拜访一个港口。但这件事最后被媒体渲染成德国是跟着美国来遏制中国的。这其实提醒我们,外交工作有时还是要做得再细致一点。

为什么英法德也派出军舰到南海,有两个背景要清楚,首先是亚太地区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其次是美国制订印太战略出现后,强化了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该怎么办?当一个旁观者?最后欧洲国家决定还是要争取一席之地,在世界上繁荣印太地区和中美俄一起“玩”。因此,在欧洲国家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包括了亚太、印太文件。欧洲国家决心也要去把欧盟的旗帜打出来,展现在辽阔的太平洋上。

不过,对欧洲国家也要区别看待。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派最多军舰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最后是德国:派了一艘巴伐利亚号驱逐舰。英法到亚太地区来也有其历史背景,比如法国有13个海外属地,其中7个在亚太地区。所以马克龙会说他们有义务、有权利去亚太地区。

当然,由于中欧间还是有一些隔阂和鸿沟,主要是(派军舰)时间点也不对。正在美国掀起遏制中国的高潮期,而且德国又是在美国的一再催促之下犹犹豫豫地进入太平洋的。德国承担了对盟友的义务,但冒犯了中国,在国内也遭到了许多批评,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误判。这与德国总理府与国防部不和,自己没有把故事讲好也有关系。

新京智库:2022年已经到来,德国成为G7轮值主席国,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你认为这对中欧关系是否有利好?中国应该如何利用好?

▲德国总理朔尔茨。图/新华社

辜学武:德国成为G7轮值主席国和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确实是今年改善中欧关系的一个很大机遇。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整个发达国家的项目、议题设置和推进速度将由这两个欧洲国家主导。而德法两国相对来说是追求战略自主,主张同中国务实合作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因为跟美国的安全依附关系更强一些,谈战略自主时还显得有些缩手缩脚。

同时,中国跟德法也没有纠缠不清的问题。德法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战略竞争冲动。而中国领导人跟法国总理马克龙,以及德国新总理朔尔茨之间的沟通也非常顺畅。现在朔尔茨、马克龙有机会主导多数发达国家的整个议题设计,也会带来很多氛围上的影响,这时中国政府就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的沟通,让“反华氛围”有所降温。

这个时间的窗口期其实很短,也就是2022年的前三个月。不管是G7还是欧盟,很多议题、项目的设置都是在1月-3月份定下来,再晚之后就没有谈判改动的机会了。

比如欧盟的“Global Gateway”(全球门户计划,被认为是欧洲版“一带一路”),现在只是有一个战略上的设想,还有很多项目没定下来。中国政府其实就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反客为主,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打通,就像当初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功对接。再比如G7,德国总理朔尔茨作为今年的轮值国主席,也有很多项目没定下来,德国一直很关心非洲的项目。那中德是不是可以一起在非洲合作做点什么?

还有气候变化合作。中美可以发布联合声明,中欧能不能也发个联合声明或公报?德国政府对气候问题是非常上心的。

新京智库:2022年已经到来,你对中国外交,尤其是中欧关系改善还有何建议?

辜学武: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中方如果能够联手马克龙、朔尔茨实现欧盟的一个设想——他们希望尽早地举办“中欧峰会”,希望中国领导人与欧洲27国领导人一起聚一聚,现在正是商定日期的窗口期。如果中国政府主动释放善意和兴趣,促成中欧峰会举办是一件好事。现在欧洲国家有意愿,很多具体问题就可以往下谈。

中欧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是卡了壳,卡在了欧洲议会。其实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在克服欧洲议会这个障碍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如果把这个“壳”去掉,转机就可能出现。现在中欧双方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阻碍了双方的合作,需要用理性思维克服情绪化的影响。

新京智库访谈员 | 肖隆平

编辑 | 张笑缘

校对 | 危卓